■徐扬

改良和革命风雨纷扰了上百年，至今精神上的桎梏没有打碎，人的精神和生存空间都被无以复加地遭到彻底摧毁贻尽。一个不懂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的民族，怎么能指望它有是非、博爱和悲悯的人性？一个不懂建立公正、自由、平等的制度准则的民族，怎能指望它有理性地对待世间万物？如果说做中国人还是一种荣耀的话，那么我们有何站得住脚的依凭？至今没有摆脱苦难深重的千古宿命；盛世的面具下，依旧难掩危如累卵的崩溃阴影。人权被践踏得只剩所谓生存权，还要面对道德崩解、环境破坏等等社会全方位的黑暗堕落、腐败横暴，无处说理的生存绝境。

人间的一切美好事物，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靠的是人类自身抑恶扬善、吐故纳新的天性，和人类对自身处境不断地反省创新，以及更重要的对人性的肯定而非贬抑，才能使真、善、美在人间生生不息。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立场，站在了这些人类美好价值的反面。逆教诡辩、国故糟粕泯灭人性的影响，奴才当道的欺骗利诱、残酷暴戾，犬儒的导向喉舌、愚民教育使民族人格遭受到彻底的堕落庸贱。人的天性中的美好因子被斩除净尽，只剩下邪恶的兽性和怯懦的奴性肆虐横行。普遍的大众缺乏做人的尊严与勇气，就是因为文化基因被奴役所浸透。而抱着糟粕的传统或者既有的权柄，死死不肯放手，哪怕是死路，都要拉着民族陪葬，这正是丧失理智与羞耻的利益集团的罪恶写照。只可惜，聪明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集体弱智，表现出可怕的麻木。历朝历代强权利用着封建糟粕，将传统变成桎梏，禁锢和愚化了整个民族，使人完全仆伏在强权下再无思考与选择的生命创造力，而偷安苟活于奴役之中。

一个国家，要成就为一个正常社会，言论自由是最基本要素。但是，在这里，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被残酷掐灭，所以这个社会病入膏盲而不自知或被强权所欺瞒；眼见到是癌瘤痼疾，导向喉舌却要说那溃烂之处艳若桃花，并不惜倾国之力以欺瞒为能事。无怪乎良知、正直、诚实等等人类的所有正面价值，都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贻尽；做好准备吧，人类良知的寒冬已笼罩住这个国度，这个民族临将再次堕落为嗜血的红眼野兽！这就是活生生的邪恶，离自我毁灭很近了。这个民族已走上了人性歧路途的不归路，丧失了自新和监督制衡的基本制度底限，只能靠谎言维持着危机四伏的盛世澜言。结局会怎样？将会是怎样的崩溃才能让人们惊醒，人们又会历经到怎样的凄苦悲惨的未来？这就是一个丧失正义的民族所将要面对，在劫难逃的末路浩劫！

一个不能容忍异己观念的国度，正是世界上最愚昧落后的人间地狱。而对批评越宽容，批判禁忌越少的国度，竟然就是最先进的国家，都跻身发达文明顶端或人类幸福的家园。现代世界文明的自由民主潮流，已为我们树立了正面的典范。这是一个铁律，谁违背它，那里的人们就将受到诅咒，就会在强权下体验大厦倾覆、动乱频仍。可见批评与反对，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批评与反对的力量源泉为何，正在于公民不服从的个人意志，是站在良知高于国家民族的立场之上的。一个国家所谓的民族主义观念越淡薄，越能倾听接受反对甚或否定的社会，就越有可能成其为充满活力与创造的---人的幸福大地家园。那里的人们生活在自由、平等、创造力勃发的状态下，充分享受到尊严的人权高于主权的现代价值。这样的社会形态，正是人类最接近崇高和自然的生存状态。中国文化对人的认识，从来没有达到思考生命的目的这个层次，所以自由平等这些现代理念与这个国家如此格格不入。不要说中国人只配做奴隶，那只是囿于认识的途径，被愚民者和奴役传统堵塞和歪曲；一旦思想启蒙进程萌动，人从物或奴的境界向更高层次提升，认识宇宙微尘生命进化的神奇伟大---来自生命的勇气将打碎奴隶枷锁，这个过程将是这个民族摆脱奴役，获得新生的开端。因此，让我们成为有选择能力的世界公民吧，站在超越国家民族的人类道德立场上，以智慧充盈的个体眼光，对有利于实现人权正义的前途道路作出判断。这比身陷在乌托邦和真伪难辩的传统泥淖里，来得清醒而有价值。

能把中华民族从谎言与人祸中拯救出来的，惟有符合现代人权理念的人性意志，而绝非乌托邦的主义以及奴役的传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走向光明的历程中，奴役传统的狭隘束缚下的一切辛苦劳作，换来的只是更牢固的枷锁和虚假盛世的灰烬。只有离弃这种族家国的苟旦认同和沆瀣一气，让我们以独立的人的目光，才能看清找到民族希望的端倪；对我们这从信仰或者灵魂获取不到任何精神资源的民族而言，只有越来越多的人鼓起勇气，让自己的心获得自由，这片大地才有可能变成自由思想的家园，和适合人们堂堂正正生存生息的乐土。只有心灵自由、顶天立地、无惧强权的人，才是真正的世界财富---包括物质与精神价值的创造者；他们所建造的世界以及国家才会是真实可靠的，才能使这个国家汇入世界文明大潮，成为体现人的尊严的现代社会中正常国家的光荣成员。

中国人，黑暗无比深重，也许我们无法呐喊和无从抗争；但通过大海一样的沉默，以转过背去，表达你对谎言和压迫的反叛与否定，正是给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注入血性骨气！你对专制家国的毫无保留的抛弃叛离，正是成为拯救这个民族的圣徒的崇高历程！这就是救国救民之道啊！那些苦闷傍徨，要寻找正义道路者，只要你的反抗是基于良知人性，没有任何自诩永远正确的东西或祖宗传下来的规距俗套，可以阻挡得住你。你已了解苦难的根源，并获得解救，从此你的生命将充满人性和道德勇气。现实中，许许多多人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幻想，盼望救世主的出现。依然等待着被拯救而不是自我救赎，总指望别人拿出办法来。其实，救世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一个觉醒的精神独立的个体，其实并不难，只需要正直与勇气等人类的纯正品性。问题在于，在一个怯弱的、人性不彰的犬儒国度里，思想的解放谈何容易？但这又是必须的道路，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建造自由的国家，而奴隶建造的只是自己的牢笼。因此，从奴役中出离，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新的意义，让思想独立成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自我拯救做到了，国家民族的救赎就不远了！

因为你自由了，你已是全人类中光荣的一员，人类的命运都与你休戚与共；你将目光如炬地洞穿那危害人类生息的，任何号称掌握真理不可忤逆的教条强权的邪恶反人类本质---包括僭越的统治者也无权作恶人间，或以家国的名义践踏你的智慧与良心。这是人权、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赋予地球公民的生命权力，只要你一息尚存，没有人有资格予以剥夺。这才是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们生而为人---活着的最起码的原则。为了保卫它，牺牲生命，正是捍卫人的生命尊严的无畏义举；人类历史上的英雄颂歌，就是由这些为争得自由而不屈的灵魂谱写的。人类的伟大并非我们先前所被灌输仇恨的冷血枭雄的杀戳行径，那只等同动物界里的逞强好胜的兽行劣迹。只有为自由而斗争，才体现人类的崇高的不朽价值和情怀。

中国人啊，与其营营苟苟千百年活在动物的境地，不如轰轰烈烈去认识追寻人的终极价值。至少，让我们懂得和了解这不朽价值，对人的生存所具有的意义。而反抗专制压迫，永远是不朽的人性的崇高体现。发生在历史上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一、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历经了血与火的暴力与革命，和西方先贤们用智慧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才使这些普世的价值，确立在世界文明中的领航地位。但在现当代世界，和平过渡在亚洲、东欧得以大面积成功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只要广大的人民从专制压迫下觉醒，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得到的，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但在中国，在专制独裁的歪曲和诋毁下，加之传统文化泯灭人性的反作用，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暂时没有形成全民共识或社会潮流。在这种前提下，思想的启蒙和理念的推广就显得无比重要。舍此，那种诉诸暴力的激进，只会沦入暴力轮迥的怪圈；延续成王败冠，千古惨烈的低级权力更替的矫枉，将使国家社会永无宁日。因此，民主自由理念是人类的冠绝古今的大智慧，受其感召，必然有更多人摆脱蒙昧而从奴役中惊醒；当觉醒者蔚然众多时，社会走向人性化就成为势所必然。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我们古老的文明中或缺的，从来不曾出现过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探索与论证——这正是我们种族文化中的进化瓶颈。不超越这种东方式的人只配成为役使工具的滥觞，我们就始终无法跨过中世纪的门槛。与世界接轨或民族的复兴，只会沦为痴人说梦的充满血泪的荒诞呓语。现代理念的核心价值之一，正是确立了——人，不是权力者实现野心的砝码，人本身即为世界存在的目的。

也许自由会将人性带回给我们？也许真能让我们心中隐藏得不见踪迹的灵肉，带回到万古永存的阳光下？也许到自由到那一天，那亘古的牢笼将被砸碎，人与人之间象传说中的同胞亲人一样。我们那被奴役所毒害的荒芜心灵，可以变做人性的天堂。

愿我们微弱的理智声音，不至于湮没在良知的死寂里；也许在这个角落，在汹涌的世俗欲望的污泥浊水的一隅，我们的一丝理性和智慧，有幸得以保存，也许这希望，将会成为点亮千古黑暗的火把。为了人性的重临，让我们一起守候；唤醒更多人沉睡的良知，人性的觉醒就意味着奴役魔障的解除。枷锁镣铐将再也锁不住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已获得解放。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内在的自由和尊严，除非我们自己甘愿放弃。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开阔的心胸，以对自由的憧憬来激励自己。毕竟，我们所处的是民主自由高唱凯歌的世纪时代。让我们建立信心，这个孤立的黑暗大陆重见光明的时日不远了！……

只是，在自由真正到来之前，何妨让我们的心先获自由，并唱响自由的歌谣？人性启蒙的钟声已敲响啊，只要我们仔细去聆听，它其实早已于我们生命诞生时，就根植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正义就在人的心中，只看人是将其唤醒拟或任其泯灭……

爱好正义的人们，我们会选择正义，我们将昂起属灵的高贵头颅；让我们坚强起来，我们决不再屈服！　

　　　

这个人出生在很少为人知的小村落，父母都是犹太人，母亲是个农家女。他在另外一个小村庄里长大，在木匠的店里工作。30岁后开始旅行布道3年之久。

他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也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屋，没有自己的小家。他从没有进过大学，也不曾涉足大城市。足迹所到的地方，离他出生地最远不逾两百英里。一切和伟大的人物和伟大有密切关系的东西，他全没有;他连一张证书也没有，有的只是他自己。

这世界没有给他丝毫，除了他的身体。年纪很轻的时候，大家就看不起他，反对他。他的朋友抛弃他，其中还有一个出卖了他。他被交到敌人手中，受审判，被人戏笑，嘲弄。

他被钉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钉在两个强盗当中。他在世上拥有的唯一的一件外衣，被执刑士兵拈阄来分。他死后被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在一个借来的坟墓里。这个坟墓是他的一个朋友让出来的。

一千九百多年后妁今天，他已成为人类的中心，世界进步的动力。我敢说，把全世界所有的陆军、海军，所有议会的议员，所有统治过人类的帝王，都加起来，对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影响力，远远不及这个孤独的人。

——摘自《如果没有耶稣》

■吴思

北京街头的红绿灯下通常有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业的利润，可以成为生产的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支能不能减少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然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竟然可以到这种地步：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等待变灯。我在赫尔辛基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好意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块去挤。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单方面的谦让，并不能换来别人的谦让。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没有必要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要在岗的人认真负责，应该能够维持交通规则的威严。如此威严久了，再将人降低到两个，最后减少到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近情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

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栓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了小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一个只讲利害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


二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不可。我承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的行为。毕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忍气吞声，自制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关系的肯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委托他们照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真负责地维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毕竟我们是给他开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事情。

我想起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个老头，看见路口堵车，很生气，就下车把维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们交了税，应该得到好的服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必恭必敬地听他训斥。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对我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从来没有妄想过训斥警察。在我的体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猫和老鼠的关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公家的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他们可以负责的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按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荡。我们要感谢党和政府在五十周年大庆前夕把北京的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跟着沾了许多光。我们的确是沾光了，那本来是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警察和公共交通部门都是这样认为和从事的，我们不这么认为就难免心理失衡。譬如国庆前后所有的出租车都不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们人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这岂不成了仆人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气和？还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封锁。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明白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操心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进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其实，不仅在红绿灯前，就是在官场上，这种糟蹋地毯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过是皇上的雇员，能偷懒不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已经不那么平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破坏交通规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负一点，我耻于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抢红灯抢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我期许的基础又来自哪里呢？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我是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认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么？

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地接受的某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保持了这种自我期许，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得透彻，从中我看到了理想的民主社会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我真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理睬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现实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

把上边提到的比喻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人来家打扫卫生，当小时工或者保姆，没想到他反客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应？我被迫出去挣钱养家糊口，被迫给他发工资，这是完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会挨揍。但是我还会在乎穿着雨靴踩地毯么？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体谅他的辛苦？他是猫，我是老鼠，我体谅猫的心情干什么？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公德应该是什么样子？


三 大约二千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的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这是王充的高见。

中国古人讲到尧舜，经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赞美，但我还是相信王充讲的传说。尧舜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尧和舜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范围不大的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几乎都知根知底，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对他的长期看法。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想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这行为是好是坏，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归功于或归咎于领导或别的什么人。按照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理解，这些人确实也可以称为贵族，在这样的社会里，“比屋而封”应该是可能的。

到了桀纣时代，人心就不行了，这也是有道理的。桀纣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们像桀纣那样，连一点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讲，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应该坏得没遮拦。

但我对王充的说法有个疑问。刚才谈论尧舜的逻辑和生活常识都提醒我们，聚族而居或者在小村庄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这个小圈子，其实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不然就要自作自受。而桀纣时代，血缘社会还没有解体，人们如何能坏到“比屋而诛”却不制造冤假错案的程度呢？

我估计，恐怕那些坏都坏在了“公德”领域，坏在与“公家”——王公之类的统治集团——及其掌管的“公务”的关系方面。而在“私德”的领域，在家族内部，在朋友邻居和乡亲之间，我们的祖先就未必落后，说不定还能领先世界呢。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概就有这“私德”的一份功劳。私德好，社会管理成本低，生产者也能安心努力地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进就保不住，别人不打自己也要乱，早晚要大乱。


四

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只要能躲过警察就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张，我们的优势没了，劣势却露馅了。中国社会陷入了历史性的危机。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入人心，关帝庙遍地开花，关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希望。这些东西都是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断吃镇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毛病。

这种危机似乎还在加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本来还有天道的权威支持，可以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统治集团也容易无争议地团结在真命天子周围。现在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没人信了，本来就很弱的公德领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维护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处于大病未愈的时期。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无非是试验了几种药，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变种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试验中先后丧失了权威，人们重建观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各种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总叫人不满意。譬如毛泽东思想的猛药，治疗贪官污吏的一时效果不错，但我们在毛泽东时代买东西的时候却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货员训来训去。工人农民干活也大规模地偷懒——大家在社会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领域，表现出来的竟是这副德行。

现在，贪官污吏多了，售货员（国营商业还不敢保证）却不敢训斥我们了。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成就。工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例外）农民和售货员并没有接受更高强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来却认真多了，尽管这认真精神也难免体现在制造和贩卖假货上。我想，这种进步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现实的报应机制。没有人愿意掏钱买售货员和服务员的训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礼貌的人，就要培训员工笑迎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约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除非这老板得到了国家特许的垄断地位，当了某个领域的老虎和霸王。

这里说的是经济领域。我想，市场竞争在总体的方向上应该有利于实现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因为人们更愿意为包含了这种品德的产品和服务掏钱。

政治或者叫公共领域显然不那么乐观。如果像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某种竞争机制，好服务得到选票，于是升官；坏服务丢掉选票，于是丢官甚至丢掉饭碗，我们在前边为不守公德辩护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脚了。

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我的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轻易不敢赖帐，轻易不敢违反交通规则。我这位朋友在一个月之内曾经两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不久，他的违规记录就遭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车保险费用从二百增加到四百元。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好像中国的身份证号码，是惟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凭据。但是他如果赖帐，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记录，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会查出这个记录。被他的不良行为害了的银行保险和交通管理之类的部门，自然也愿意登记这个记录。结果，假如你要在一个文明宁静的地方租一间房子，房主一定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记录不好，就别想以正常价格租到这间房。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种精密的报应机制，就是美国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根基。这套机制奖励公德，惩罚缺德者。

本来，我对发达国家的报应机制的叙述到此就结束了。写完后，我将这篇文章传给一个在英国的朋友看，她说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的部分论述翻译过来充实本文：

“法律和司法系统在维护西方的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谁超速驾驶或酒后开车，他就要冒吊销驾驶执照的风险。真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你至少在一年之内无权开车。假如你习惯了每天驾车上班，现在却不得不改乘公共汽车或者出租汽车了，这自然非常不便，而且要为日常交通花更多的钱。更多的麻烦还在后头：即使过一段时间拿回了驾照，你也不再是一个干净驾照的持有者了。那意味着你不是一个老板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在英国求职，你必须出示你的干净驾照，以证明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在这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原则什么也不是，至少是苍白无力的。

“在西方社会，你可以在超级市场、地铁车站和加油站之类的地方违反规定，但是你不能不面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几乎没人愿意去干那种违规的事情，拿自己的前程、职业、家庭生活等等冒险。我们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个中国留学生在超级市场偷拿东西，他立刻就被驱逐出境了。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违规是不值得的。就是这样。”

说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我们又回到了政治领域。这真是一个绕不开的下手之处。


五

走出恶性循环的实际努力开始之后，自然还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方面的工作。譬如我们要找到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一种操守的基础。儒家的基础已经被骂倒了，毛泽东提供的基础也被腐蚀掉了，新的信念的基础在哪里呢？

我想，这基础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须到天堂和地狱中寻找。譬如造化的报应。前边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报应，而且这报应一点也不神秘。

我们的祖先一直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了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个社会倾听这种要求，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报应的体制就建立了。如果这个社会不建立这样的制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遭到报应，它会被其他有着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会所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坏。我们中国的两千年王朝循环就是造化给予帝国制度的报应。

报应不仅落到了整个社会和制度的头上，也落到了每个人的头上。我们随地吐痰，我们不排队，我们遇到不道德的国际行径和国内行径都假装看不见。这些严重缺乏公德的行为遭到的报应还不清楚么？我们被人家看不起。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状况恶化，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他不喜欢的世界里，这就是报应。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有尊严，也更健康，更美好，究竟值得不值得约束一下随地吐痰之类的毛病呢？或者，请一些执法者来管这件事情，而每个中国人都要为他们的工作多掏一笔税金。花钱雇人强迫你，并且用侮辱惩罚的手段迫使你自己不吐痰，然后我们再掏更多的钱行贿，逃避处罚，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么？造化的报应就是这样的东西，你愚蠢，它就还你一个愚蠢。你可笑，它就还你一个可笑。所有的行为都列入收支帐目，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社会和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你自己逃避了这种代价，别人就要替你付。人人都能逃避这样的代价，那就要由这个允许逃避的社会和民族的整体付，变本加厉地付。我们的黑头发可以染，黑眼睛和黄皮肤却难以掩饰。

造化终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我们自己，我们中国，我们人类，都是这造化的一员，我们今天的行为必定要影响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命运。这造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威慑者，它还是一个鼓励者，是一种宽广的、诗意的生活的基础——只要你对它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

中国现在是一个人们正在逃离的社会，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些社会成员正在为过去和现在的背离造化而遭到报应。俄罗斯也一样。我们接受报应，我们不抱怨，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同时我们要努力，为未来建立新的报应机制，合乎造化的体制，跳出恶性报应的轮回。

■丁孝文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在饮食方面没有多少独特的东西。但感恩节吃火鸡，却是地道的美国风俗习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这一天，美国人就像中国人中秋节吃团圆饭一样，全家尽量赶到一起，吃一顿火鸡大餐。

火鸡是一种野生禽类，原栖息于北美洲，后来为人类所饲养，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火鸡生长迅速，肉质肥嫩，大的能长到20千克左右。美国每年饲养近2亿只火鸡，平均每人要吃5千克左右，其余的销往国外。感恩节这一天，美国人要吃掉4000多万只火鸡。但平常，一般家庭是不会烤火鸡吃的。火鸡肉多用于制造香肠、热狗和肉脯。

烤火鸡非常讲究。先打开胸膛，把火鸡里里外外清洗干。然后，将面包片、松子、葡萄干和特制佐料搅拌好，放进鸡胸内。再将火鸡放进烤箱，要小火烤四个小时左右。烤得不好，外面烤糊，里面不熟；或者烤得跟木棍一样干巴巴的。

烤得好的火鸡，应当是外皮深黄，肉质鲜嫩。端上桌后，再切成薄片，吃的时候浇上特制的卤汁，必要时再洒点盐。吃烤火鸡时，通常还有烤红薯、烤南瓜等。火鸡闻上去挺香，美国人爱吃，但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喜欢的不多。特别是卤汁，味道怪怪的，甜不甜，咸不咸的，味道远不如北京烤鸭。

关于感恩节的由来，有好几种说法。与吃火鸡有关的一种是这样的：1620年冬，102位不愿忍受英国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船历尽艰辛，来到北美大陆，再普利茅斯住了下来。当时正值严冬，又逢粮荒，这群新移民陆续有人饿死或病死。正当他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群火鸡，他们赶紧举起猎枪。火鸡肉救了这批新移民的性命。他们认为，那是上帝送来的。于是，从那时起，为了感谢上帝的救命之恩，他们就在每一年的那一天通过吃火鸡感谢上帝。救他们命的火鸡竟然成了他们的美味佳肴！有人开玩笑说，这是美国人恩将仇报。

1789年11月26日，华盛顿总统宣布这一天为感恩节。他说，这一天应当祈祷感谢上帝，各个种族、各个派别都要庆祝这个节日，以鼓励人们共同继承祖先的精神。但许多州并没有执行。1863年，林肯总统再次宣布，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定为感恩节，并成为全国性节日。但直到1941年，罗斯福总统签署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才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个节日固定下来，并规定这天全国放假一天。

感恩节时，好客的美国人会邀请好友、单身汉和远离家人的同事共度佳节。19世纪，有一些年轻的妇女想在一年的某一天做善事，便选择了感恩节。那天，她们装上一篮篮的食品和水果送到穷人家。这一做法一经传出，迅速在全国各地传开，并为人们所效仿。

■丁林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设计作品。今天的建筑系学生，在学到当代纪念碑设计的时候，恐怕都会接触到这个设计范例。在中国， 有不少介绍美国的文章，都提过到青草坪上，刻满了阵亡者姓名的这个黑色花岗岩墙。一方面，人们当然是被它别具一格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好奇地注意到，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是当时刚二十出头的一个华裔女孩，她当时还是建筑系的大学生。更何况，她和中国似乎有著丝丝缕缕的关系， 追根溯源，她原来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的一个远亲。这样，就有了一点传奇色彩。也使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建筑系大学生的范围。

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不锈钢的散兵线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 。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分，这已经是一个古 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 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 ，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　

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 ，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 ”。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 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 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 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分，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 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 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 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 ，整体地走进了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 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的作品。　

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著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 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 。纪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著我们的脚步移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著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英雄儿女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因为我们从小唱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在我们出生出世长大成人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是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么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就象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

为此，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著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就象《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经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　

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我们也想到，在有著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站在交战双方的边界。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的这段碑文和疑问，而是我们怎么直到站在这个“敌营”的纪念碑前，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著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联合国军628833失踪美军8177联合国军470267被俘美军7140联合国军92970受伤美军103284联合国军1064453。

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分量。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著“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我们于是想知道，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比利时。　

离开这个纪念碑时，我们感到，一切基于主观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于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可能是有偏差的。作为一个平民，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历史事实，只有当事实是清楚的，听取各方面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于是，我们从国际互联网，查寻了最基本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时间表和历史资料。　

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出联合国军援救南朝鲜，其中包括作为主力的美国军队。美国人至今自豪的，他们的儿女去保卫的那个“从未见过的国家”，就是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就是美国军人保卫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民”。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签字，维持三八线。


　

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国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尔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　

我们读完这段历史的史实，就再也没有兴趣探究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之后，到底是谁把谁逼到谈判桌前，争了这最后的一口气。因为，基本事实在是太简单了：战争之前，是和平，是国际公认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也承认的，划分它们边界的三八线；战争之后，恢复了和平，维持了同一条三八线。三年的时间，唯一被改变的，是上百万生命的丧失，几百万人致残，无数和平的家庭被毁坏。　

我们从华盛顿回来，从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一张装进了镜框，放在桌子上。照片的上端窄窄的一条，是那座黑色的纪念碑，隐隐可以看到那句有关自由与代价的碑文，照片的大部分是纪念碑下的水池，水池里，一只飞来的野鸭正把嘴插进翅膀，静静地享受著和平温暖的春日阳光。